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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丰碑——纪念延安电影团成立八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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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丰碑

——纪念延安电影团成立八十周年

/解治秀

 

1937“七七事变”爆发。7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同一天,在上海的周恩来、潘汉年与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面谈,布置抗战全面爆发后的上海地下党工作。他谈到,红军即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赴前线参加抗战,如果有人去拍摄新闻电影才好。此后,上海文化界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715日,中国剧作者协会宣告成立。728日,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宣告成立。同日,周恩来在上海会见了夏衍。周恩来分析了形势后说,“抗日战争不是很快能够结束的。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必须做好宣传工作。”730日,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后改为上海中国电影界救亡委员会)成立。84日,又成立了上海电影编剧导演人协会。一时间在上海文化艺术界掀起了抗日的狂潮。电影工作者积极准备拍摄抗日题材的影片,但国民党当局的片面抗战路线,却以消极的态度对待影片公司和爱国的电影工作者拍摄抗战内容影片的要求。“八一三”上海沦陷后,战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上海的文艺工作者纷纷随抗敌演剧队离开上海。当时的袁牧之就有一种愿望,要向埃德加·斯诺一样到中国的西北根据地去进行实地的考察和拍摄纪录片。1937913日,袁牧之、陈波儿、钱筱璋相约离开上海辗转去了武汉。在武汉时,阳翰笙传达周恩来的意见,暂时不具备到延安和前线拍摄纪录片的条件,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他们支持19381月刚刚成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请他们参加阳翰笙编剧的抗战故事片《八百壮士》的摄制。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袁牧之等一面等待去延安的机会,一面参加“中制”影片拍摄。袁牧之在影片《八百壮士》中饰演了守军团长谢晋元,陈波儿在片中饰演了童子军杨惠敏。影片刚刚拍完,周恩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了袁牧之。他向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等中央领导汇报了他要去延安和华北敌后拍摄纪录片的想法和急切的心情,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赞许。其实长期以来周恩来一直都在设想建立共产党自己的电影制片机构,双方愿望一拍即合。

到延安拍摄纪录片,首先遇到的是摄影器材及设备问题。经周恩来的安排,袁牧之到香港在港澳工委廖承志的安排和帮助下,购得了16毫米摄影机一台,6000胶片和一些冲洗药粉。正在此时,有“飞翔的荷兰人”之称的荷兰著名的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受美国当代历史家影片公司委托在华拍摄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当伊文思提出要去延安拍摄敌后八路军所开展的游击战争时,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此时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伊文思与四处寻找摄影器材的袁牧之会面,细谈起来,彼此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当伊文思得知袁牧之要去延安拍摄革命根据地军民抗战的纪录片时极为兴奋,立即决定将一台35毫米“埃姆”摄影机和2000胶片赠送给中国同志。

经过紧张的筹备,在周恩来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周密安排下,19388月中旬,袁牧之和吴印咸离开武汉,经过劳顿、辗转于828日到达延安。

19389月,在党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即:延安电影团)在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正式成立,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团长,老红军李肃为指导员,袁牧之负责艺术创作,吴印咸任摄影、徐肖冰先为摄影助理,后为摄影。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电影制片机构,揭开中国革命电影的新纪元、新篇章。

延安电影团成立之初,只有7个人和两台摄影机。7人当中只有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3人曾接触过电影,其余4人几乎不知电影为何物。

电影团开拍的是人民电影第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这个片名是根据周恩来的愿望确定下来的,袁牧之任编导,吴印咸任摄影。影片记录了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的情景。1938101日,在陕西省中部县(今黄陵县)拍摄了意义深远的第一组镜头,从古柏树林中的黄帝陵,摇向山下俯瞰蜿蜒的公路上,许多热血青年奔赴延安。1952年首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陈播即是热血青年之一,而被摄入了镜头。

1938年底,电影团结束在延安的拍摄工作后,即将去华北根据地拍摄前,毛主席邀请电影团的主要成员到他所住的窑洞做客。袁牧之向毛主席汇报了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延安的拍摄工作,也汇报了拍摄器材和胶片来源困难的情况等。毛主席详细地询问了电影团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深情地说,我们八路军没有别的可依赖,一切靠自己奋斗。你们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充分发挥你们的能力,但将来工作是很多的。接见后,毛主席留下大家吃便餐,为大家饯行。

1939125日,电影团的全体成员带着毛主席的嘱托和期望,在袁牧之的率领下奔赴华北抗日根据地,继续进行历时一年多的《延安与八路军》抗战前线的拍摄工作。令人欣喜的是,延安电影团到敌后根据地拍摄的路线和景点,吴印咸用他由上海带到延安的照相机如实拍了照片,并有详细的记录。这份弥足珍贵的相册由吴老的女儿吴筑清捐赠,至今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展出。电影团成员、接收伪“满映”先遣小组成员、曾任中央新影总编辑,现年98岁高龄的张建珍亲笔手绘的拍摄路线图,至今也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中收藏。

19402月,电影团来到晋东南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拍摄,受到了朱德总司令、刘伯承、邓小平等的接见。彭德怀副总司令特为电影团题诗:

摄取战争真相,不怕鬼子刀枪。

踏遍了华北战场,几经寒暑来到太行山上。

有了你这样的英勇战士,中华民族决不会亡。

《延安与八路军》经过历时近两年的艰苦拍摄终于完成。但由于当时延安不具备影片后期制作的基本条件,党中央决定派遣袁牧之和作曲家冼星海赴苏联进行影片的后期制作并对苏联的电影事业和音乐艺术进行考察和学习。19405月初,毛主席在延安杨家岭会见了即将赴苏的袁牧之和冼星海。当时袁牧之已经加入党组织,且刚刚举行了入党宣誓,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向他表示由衷的祝贺。毛主席说,党中央决定派你们到苏联去完成这项任务,时间定为半年。完成任务以后马上回来,因为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们去做。冼星海的夫人钱韵玲和女儿冼妮娜也一同参加了会见。

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袁牧之(化名为李涛)、冼星海(化名为黄训)于194011月抵达莫斯科。在苏方的精心安排下,《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很快冲洗出来。正在袁牧之进行后期制作,冼星海配音制作紧张进行时,1941622日,苏德战争爆发。在苏联新闻纪录制片厂向远东乌拉尔大后方撤退时,《延安与八路军》底片和样片不幸神秘地全部丢失。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和1959年曾先后派出时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播和时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总编辑的高维进专程去苏联多方寻找,但遗憾的是只找回部分35毫米的资料。后来被新影厂编辑使用在《星火燎原》《延安生活散记》《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根深叶茂》《毛泽东》《抗日烽火》《抗大传统》等纪录片中。令人奇怪的是,早在1950年北影厂与苏联中央文献纪录电影厂合拍的彩色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北影厂与苏联莫斯科高尔基电影厂合拍的彩色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中都大量选用了《延安与八路军》中的资料。

资料的神秘丢失使袁牧之抱憾终生。冼星海在完成了《延安与八路军》的音乐创作,又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曲》《神圣之战》两部交响曲、《后方》《牧马词》《刺勒歌》《满江红》四部器乐组曲等创作后,于19451030日不幸因病客死他乡,年仅40岁。资料的丢失给中国电影事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据传,1991年苏联解体后,苏联国家电影资料馆由于经费困难,难以为继,曾出卖大量的影片资料给日本。日本的电影工作者山口猛用这批资料编辑成片在世界各地发行,也曾来到过中国。其中是否包含有当年《延安与八路军》素材资料不得而知,愿有志者去寻访、去寻找。倘若仍存在,也盼它们早日回归“故里”。

后来,电影团的全体成员利用仅剩的胶片拍摄了纪录片《生产和战斗相结合》(即《南泥湾》)《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等,以及《白求恩大夫》《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等珍贵的影片资料。

1939928日,在隶属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放映队,余丰任队长。19406月,总政治部决定延安电影放映队与延安电影团合并。分设摄影队和放映队,吴印咸任摄影队队长,余丰任放映队队长。

放映队自成立之日起,就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的关怀。毛主席在放映机旁问寒问暖,同桌进餐;周副主席手把手教授放映机的操作等,所有这些都是无形的力量!这力量激励了放映队的队员们克服困难,放好电影,更好地为边区军民服务。放映队从1939年秋成立到1946年秋离开延安,七年里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的村村寨寨,勤勤恳恳地为群众服务,把放映工作当成形象化的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向群众宣传抗战,深受边区军民的热爱。

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余丰、吴德礼、席珍、唐泽华、鲁克、罗光、赵天培、任昌玉、张鹏、王振东、丁一、王永振、索心忠、周安国。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已指日可待。电影团领导意识到日后革命形势的发展必定需要大量的电影事业方面的专业人才。194515月,电影团举办了第一期摄影训练班,吴印咸主持教学。来自四面八方的25位不知电影为何物的年轻人接受了系统的培训。194510月下旬,电影团又举办了第二期摄影训练班,有30位学员参加了培训学习。虽然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电影团要向东北进发,授课计划未能完成,但为全体学员后来的进一步学习打下了基础。这些学员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成为了32个新闻摄影队独立执机、卓有建树的摄影师,忠实地记录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全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大都成为各电影单位的领导者和中坚骨干力量,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建立了不朽功勋。

19458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9月下旬,电影团不失时机派出以钱筱璋为组长,徐肖冰、侯波、张建珍为组员的先遣小组。前往东北做好接收伪“满映”的先期工作。

194510月,党中央决定延安电影团随东北挺进纵队前往东北新区开展工作。1945125日,电影团(改编为第二大队第四中队)40余人在团长吴印咸、中队长张可奋、指导员马似友的率领下,离开延安开始北上。经过9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绕道朝鲜,跨越六个省,终于在1946827日到达合江省兴山市(今黑龙江省鹤岗市)东北电影公司所在地,全建制地并入公司,延安电影团的建制宣告结束。至此,延安电影团经历了八年的艰苦奋斗,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八年,对于中国电影诞生113年的历史只不过是瞬间,但这瞬间却是中华民族的丰碑、中国人民革命的丰碑、中国电影人心中永远的丰碑!因为它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光荣使命、什么是艰苦奋斗、什么是革命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抛弃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今天,我们纪念延安电影团成立八十周年,就是要牢记初心,不辱使命,继承和发扬延安电影团的开拓精神;就是要信心满满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迎接来自各方面的机遇和挑战,把中国的电影产业做大做强。

在电影团建立八十年后的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向已逝的前辈们表示悼念,我们将永远铭记你们不朽的功勋,将永远怀念你们!衷心地祝愿尚健在的电影团的前辈们健康长寿!

(解治秀系原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办公室主任)

(图片由解治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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